牛角麵包&RUBY的秘密花園

年前重考時，我的休閒之一就是翻看中文散文作品。有一天無意間翻到白先勇的樹猶如此，一看就停不下來。看完之後，久久不能自己，竟感覺眼眶濕潤...。後來每次讀都很有感觸，因為我實在太愛這篇了，所以乾脆就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以下是正文。


樹猶如此——紀念亡友王國祥君

作者：白先勇 

我家後院西隅近籬笆處曾經種有一排三株意大利柏樹。這種意大利柏樹(Italian CyPress)原本生長於南歐地中海畔，與其他松柏皆不相類。樹的主干筆直上伸，標高至六七十尺，但橫枝並不恣意擴張，兩人合抱，便把樹身圈住了，於是擎天一柱，平地拔起，碧森森像座碑塔，孤峭屹立，甚有氣勢。南加州濱海一帶的氣候，溫和似地中海，這類意大利柏樹，隨處可見。有的人家，深宅大院，柏樹密植成行，遠遠望去，一片蒼郁，如同一堵高聳雲天的牆垣。

　　我是一九七三年春遷入“隱谷”這棟住宅來的。這個地區叫“隱谷”(Hidden Valley)，因為三面環山，林木幽深，地形又相當隱蔽，雖然位於市區，因為有山丘屏障，不易發覺。當初我按報上地址尋找這棟房子，彎彎曲曲，迷了幾次路才發現，原來山坡後面，別有洞天，谷中隱隱約約，竟是一片住家。那日黃昏驅車沿著山坡駛進“隱谷”，迎面青山綠樹，只覺得是個清幽所在，萬沒料到，谷中一住，迄今長達二十余年。

　　巴薩隆那道(Barcelona Drive)九百四十號在斜坡中段，是一幢很普通的平房。人跟住屋也得講緣份，這棟房子，我第一眼便看中了，主要是為著屋前屋後的幾棵大樹。屋前一棵寶塔松，龐然矗立，屋後一對中國榆，搖曳生姿，有點垂柳的風味，兩側的灌木叢又將鄰舍完全隔離，整座房屋都有樹蔭庇護，我喜歡這種隱遮在樹叢中的房屋，而且價錢剛剛合適，當天便放下了定洋。

　　房子本身保養得還不錯，不須修補。問題出在園子裡的花草。屋主偏愛常春藤，前後院種滿了這種藤葛，四處竄爬。常春藤的生命力強韌驚人，要拔掉煞費工夫，還有雛菊、纓粟、木謹，都不是我喜愛的花木，全部根除，工程浩大，絕非我一人所能勝任。幸虧那年暑假，我中學時代的摯友王國樣從東岸到聖芭芭拉來幫我，兩人合力把我“隱谷”這座家園，重新改造，遍植我屬意的花樹，才奠下日後園子發展的基礎。


　 　　王國祥那時正在賓州州立大學做博士後研究，只有—個半月的假期，我們卻足足做了三十天的園藝工作。每天早晨九時開工，一直到傍晚五、六點鐘才鳴金收兵，披荊斬棘，去蕪存菁，清除了幾卡車的藤枝雜草，終於把花園理出一個輪廓來。我和國祥都是生手，不慣耕勞，一天下來，腰酸背痛。幸虧聖芭芭拉夏天涼爽，在和風煦日下，胼手胝足，實在算不上辛苦。

　　聖芭芭拉附近產酒，有一家酒廠釀制一種杏子酒(Aprivert)，清香爽口。鄰居有李樹一株，枝椏一半伸到我的園巾，這棵李樹真是異種，是牛血李，肉紅汁多，味甜如蜜，而且果實特大。那年七月，一樹累累，掛滿了小紅球，委實誘人。開始我與國樣還有點顧忌，到底是人家的果樹，光天化日之下，采摘鄰居的果子，不免心虛。後來發覺原來加州法律規定，長過了界的樹木，便算是這一邊的產物。有了法律根據，我們便架上長梯，國祥爬上樹去，我在下面接應，一下工夫，我們便采滿了一桶殷紅光鮮的果實。收工後，夕陽西下，清風徐來，坐在園中草坪上，啜杏子酒，啖牛血李，一日的疲勞，很快也就恢復。

　　聖芭芭拉(Santa Barbara)有“太平洋的天堂”之稱，這個城的山光水色的確有令人流連低徊之處，但是，我覺得這個小城的一個好處是海產豐富：石頭蟹、硬背蝦、海膽、鮑魚，都屬本地特產，尤其是石頭蟹，殼堅、肉質細嫩鮮甜，而且還有一雙巨螯，真是聖芭芭拉的美味。那個時候美國人還不很懂得吃帶殼膀蟹，碼頭上的魚市場，生猛螃蟹，團臍一元一只，尖臍一只不過一元半。王國祥是浙江人，生平就好這一樣東西，我們每次到碼頭魚市，總要攜回四五只巨蟹，蒸著吃。蒸蟹第一講究是火候，過半分便老了，少半分又不熟。王國樣蒸膀蟹全憑直覺，他注視著蟹殼漸漸轉紅叫一聲“好!”將膀蟹從鍋中一把提起，十拿九穩，正好蒸熟。然後佐以姜絲米醋，再燙一壺紹興酒，那便是我們的晚餐。那個暑假，我和王國祥起碼饕掉數打石頭蟹。那年我剛拿到終身教職，《台北人》出版沒有多久。國樣自加大柏克萊畢業後，到賓州州大去做博士後研究是他第一份工作，那時他對理論物理還充滿了信心熱忱，我們憧憬人生前景，是金色的，未來命運的凶險，我們當時渾然未覺。


　　園子整頓停當，選擇花木卻頗費思量。百花中我獨鐘意茶花。茶花高貴，白茶雅潔，紅茶儂麗，粉茶花俏生生、嬌滴滴，自是惹人憐惜。即使不開花，一樹碧亭亭，也是好看。茶花起源於中國，盛產雲貴高原，後經歐洲才傳到美國來。菜花性喜溫濕，宜酸性土，聖芭芭拉恰好屬於美國的茶花帶，因有海霧調節，這裡的茶花長得分外豐蔚。我們遂決定，園中草木以茶花為主調，於是遍搜城中苗圃，最後才選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種的幼木。美國茶花的命名，有時也頗具匠心：白茶叫“天鵝湖”，粉茶花叫“嬌嬌女”，有一種紅茶名為“愛遜豪威爾將軍”——這是十足的美國茶，我後院栽有一棵，後來果然長得偉岸岩奇，巍巍然有大將之風。 

　　花種好了，最後的問題只剩下後院西隅的一塊空地，屋主原來在此搭了一架秋千，架子搬走後便留下空白一角。因為地區不大，不能容納體積太廣的樹木，王國祥建議：“這裡還是種Italian CyPress吧。”這倒是好主意，意大利柏樹占地不多，往空中發展，前途無量。我們買了三株幼苗，沿著籬笆，種了一排。剛種下去，才三、四尺高，國祥預測：“這三棵柏樹長大，一定會超過你園中的其它的樹！”果真，三棵意大利柏樹日後抽發得傲視群倫，成為我花園中的地標。 

　　十年樹木，我園中的花木，欣欣向榮，逐漸成形。那期間，王國祥已數度轉換工作，他去過加拿大，又轉德州。他的博士後研究並不順遂，理論物理是門高深學問，出路狹窄，美國學生視為畏途，念的人少，教職也相對有限。那幾年美國大學預算緊縮，一職難求，只有幾家名校的物理系才有理論物理的職位，很難擠進去，亞利桑拿州立大學曾經有意聘請王國樣，但他卻拒絕了。當年國樣在台大選擇理論物理，多少也是受到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的鼓勵。後來他選柏克萊，曾跟隨名師，當時柏克萊物理系競有六位諾貝爾獎得主的教授。名校名師，對自己的研究當然也就期許甚高。當他發覺他在理論物理方面的研究無法達成重大突破，不可能做一個頂尖的物理學家，他就斷然放棄物理，轉行到高科技去了。當然，他一生最高的理想未能實現，這一直是他的一個隱痛。後來他在洛杉磯休斯( Hughes)公司找到一份安定工作，研究人造衛星。波斯灣戰爭，美國軍隊用的人造衛星就是“休斯”制造的。 

　　那幾年王國祥有假期常常來聖芭芭拉小住，他一到我家，頭一件事便要到園中去察看我們當年種植的那些花木。他隔一陣子來，看到後院那三棟意大利柏樹，就不禁驚嘆：“哇，又長高了好多!”柏樹每年升高十幾尺，幾年間，便標到了頂，成為六七十尺的巍峨大樹。三棵中又以中間那棵最為茁壯，要高出兩側一大截，成了一個山字形。山谷中，濕度高，柏樹出落得蒼翠欲滴，夕照的霞光映在上面，金碧輝煌，很是醒目。三四月間，園中的茶花全部綻放，樹上綴滿了白天鵝，粉茶花更是嬌艷光鮮，我的花園終於春意盎然起來。


　 　　一九八九，歲屬馬鬥，那是個凶年。有一天，我突然發覺後院三棵意大利柏樹中間那一株，葉尖露出點點焦黃來。起先我以為暑天干熱，植物不耐旱，沒料到才是幾天工夫，一棵六七十尺的大樹，如遭天火雷擊，驟然間通體枝焦而亡。那些針葉，一觸便紛紛斷落，如此孤標傲世風華正茂的常青樹，數日之間競至完全壞死。奇怪的是，兩側的柏樹卻好端端的依舊青蒼無恙，只是中間赫然豎起槁木一柱，令人觸目驚心，我只好教人來把柏樹砍掉拖走。從此，我後院的兩側，便出現了一道缺口。柏樹無故枯亡，使我郁郁不樂了好些時日，心中總感到不樣，似乎有什麼奇禍即將降臨一般。沒有多久，王國樣便生病了。

　　那年夏天，國樣一直咳嗽不止，他到美國二十多年，身體一向健康，連傷風感冒也屬罕有。他去看醫生檢查，驗血出來，發覺他的血紅素竟比常人少了一半，一公升只有六克多。接著醫生替他抽骨髓化驗，結果出來後，國祥打電話給我：“我的舊病又復發了，醫生說，是‘再生不良性貧血’。”國祥說話的時候，聲音還很鎮定，他一向臨危不亂，有科學家的理性和冷靜，可是我聽到那個長長的奇怪病名，就不由得心中一寒，一連串可怕的回憶，又湧了回來。


　　許多年前，一九六零的夏天，一個清晨，我獨自趕到台北中心診所的血液中心，黃天賜大夫出來告訴我：“你的朋友王國樣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那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陌生的病名。黃大夫大概看見我滿面茫然，接著對我詳細解說了一番“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病理病因。這是一種罕有的貧血症，骨髓造血機能失調，無法制造足夠的血細胞，所以紅血球、血小板、血紅素等統統偏低。這種血液病的起因也很復雜，物理、化學、病毒各種因素皆有可能。最後黃大夫十分嚴肅的告訴我：“這是一種很嚴重的貧血症。”的確，這種棘手的血液病，迄至今日，醫學突飛猛進，仍舊沒有發明可以根除的特效藥，一般治療只能用激素刺激骨髓造血的機能。另外一種治療法便是骨髓移植，但是台灣那個年代，還沒有聽說過這種事情。那天我走出中心診所，心情當然異常沉重，但當時年輕無知，對這種症病的嚴重性並不真正了解，以為只要不是絕症，總還有希望治療。事實上，“再生不良性貧血”患者的治愈率，是極低極低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會莫名其妙自己復原。

　　王國祥第一次患“再生不良性貧血”時在台大物理系正要上三年級，這樣一來只好休學，而這一休便是兩年。國祥的病勢開始相當險惡，每個月都需到醫院去輸血，每次起碼五百 CC。由於血小板過低，凝血能力不佳，經常牙齦出血，甚至眼球也充血，視線受到障礙。王國祥的個性中，最突出的便是他爭強好勝、永遠不肯服輸的憨直脾氣，是他倔強的意志力，幫他暫時抵擋住排山倒海而來的病災。那時我只能在一旁幫他加油打氣，給他精神支持。他的家已遷往台中，他一個人寄居在台北親戚家養病，因為看醫生方便。常常下課後，我便從台大騎了腳踏車去潮州街探望他。那時我剛與班上同學創辦了《現代文學》，正處在士氣高昂的奮亢狀態，我跟國祥談論的，當然也就是我辦雜志的點點滴滴。國祥看見我興致勃勃，他也是高興的，病中還替《現代文學》拉了兩個訂戶，而且也成為這本雜志的忠實讀者。事實上王國祥對《現代文學》的貢獻不小，這本賠錢雜志時常有經濟危機，我初到加州大學當講師那幾年，因為薪水有限，為籌雜志的印刷費，經常捉襟見肘。國祥在柏克萊念博士拿的是全額獎學拿，一個月有四百多塊生活費。他知道我的困境後，每月都會省下一兩百塊美金寄給我接濟《現代文學》，而且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他的家境不算富裕，在當時，那是很不小的—筆數目。如果沒有他長期的“經援”，《現代文學》恐怕早已停刊。


　　我與王國祥十七歲結識，那時我們都在建國中學念高二，一開始我們之間便有一種異姓手足禍福同當的默契。高中畢業，本來我有保送台大的機會，因為要念水利，夢想日後到長江三峽去築水壩，而且又等不及要離開家，追尋自由，於是便申請保送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國祥也有這個念頭，他是他們班上的高材生，考台大，應該不成問題，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電機系。我們在學校附近一個軍眷村裡租房子住，過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學生活。後來因為興趣不合，我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台北。國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發覺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論科學，工程並非所好，於是他便報考台大的轉學試，轉物理系。當年轉學、轉系又轉院，難如登天，尤其是台大，王國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錄取了他一名。我們正在慶幸，兩人懵懵懂懂，一番折騰，幸好最後都考上與自己興趣相符的校系。可是這時王國祥卻偏偏遭罹不幸，患了這種極為罕有的血液病。

　　西醫治療一年多，王國祥的病情並無起色，而治療費用的昂貴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漸陷入困境，正當他的親人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刻，國祥卻遇到了救星。他的親戚打聽到江南名醫奚復一大夫醫治好一位韓國僑生，同樣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病況還要嚴重，西醫已放棄了，卻被莫大夫治愈。我從小看西醫，對中醫不免偏見。奚大夫開給國祥的藥方裡，許多味草藥中，竟有一劑犀牛角，當時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藥的涼血要素，不禁嘖嘖稱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價值不菲。但國祥服用奚大夫的藥後，竟然一天天好轉，半年後已不需輸血。很多年後，我跟王國祥在美國，有一次到加州聖地牙哥世界聞名的動物園去觀覽百獸，園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只，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這種神奇的野獸，我沒想到近距離觀看，犀牛的體積如此龐大，而且皮之堅厚，披甲帶鎧，鼻端一角聳然，如利斧朝天，很是神態威武。大概因為犀牛角曾治療過國祥的病，我對那一群看來凶猛異常的野獸，竟有一份說不出的好感，在欄前盤桓良久才離去。

　　我跟王國祥都太樂觀了，以為“再生不良性貧血”早已成為過去的夢魔，國祥是屬於那百分之五的幸運少數。萬沒料到，這種頑強的疾病，竟會潛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蘇醒，張牙舞爪反撲過來。而國祥畢竟已年過五十，身體抵抗力，比起少年時，自然相差許多，舊病復發，這次形勢更加險峻。自此，我與王國祥便展開了長達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艱辛日子，那是一場生與死的搏鬥。


　　鑒於第一次王國樣的病是中西醫合治醫好的，這一次我們當然也就依照舊法。國樣把二十多年前奚復一大夫的那張藥方找了出來，並托台北親友拿去給奚大夫鑒定，奚大夫更動了幾樣藥，並加重份量：黃芪、生熟地、黨參、當歸、首烏等都是一些補血調氣的草藥，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虧洛杉礬的蒙特利公園市的中藥行這些藥都買得到。有一家依舊還叫“德成行”的老字號，是香港人開的，貨色齊全，價錢公道。那幾年，我替國祥去撿藥，進進出出，“德成行”的老板伙計也都熟了。因為犀牛屬於受保護的稀有動物，在美國犀牛角是禁賣的。開始“德成行”的伙計還不肯拿出來，我們懇求了半天，才從一只上鎖的小鐵匣中取出一塊犀牛角來磨成粉賣給我們。但經過二十多年，國樣的病況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灣，沒能讓大夫把脈，藥方的改動，自然無從掌握。庖?BR>次，服中藥並無速效。但三年中，國祥並未停用過草藥，因為西醫也並沒有特效治療方法，還是跟從前一樣，使用各種激素。我們跟醫生曾討論過骨髓移植的可能，但醫生認為，五十歲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風險太大，而且尋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贈者，難如海底撈針。

　　那三年，王國祥全靠輸血維持生命，有時一個月得輸兩次。我們的心情也就跟著他血紅素的數字上下面陰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紅素維持在9以上，我們就稍寬心，但是一旦降到6，就得准備，那個周末，又要進醫院去輸血了。王國祥的保險屬於愷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國最大的醫療系統之一。愷撒在洛杉礬城中心的總部是一連串延綿數條街的龐然大物，那間醫院如同一座迷宮，進去後，轉幾個彎，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進出那家醫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闖進完全陌生地帶，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為醫院每棟建築的外表都一模一樣，一整排的玻璃門窗在反映著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現代建築物，進到裡面，好像誤人外星。

　　因為輸血可能有反應，所以大多數時間王國祥去醫院，都是由我開車接送。幸好每次輸血時間定在周末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課後開車下洛杉磯國祥住處，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輸血早上八點鐘開始，五百 CC輸完要到下午四、五點鐘了，因此早上六點多就要離開家。洛杉磯大得可怕，隨便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時間，10號公路塞車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磯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魚似的公路網上。由於早起，我陪著王國祥輸血時，耐不住要打個盹，但無論睡去多久，一張開眼，看見的總是架子上懸掛著的那一袋血漿，殷紅的液體，一滴一滴，順著塑料管往下流，注人國祥臂彎的靜脈裡去。那點點血漿，像時間漏鬥的水滴，無窮無盡，永遠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國祥躺在床上卻安安靜靜的接受那八個小時生命漿液的灌注。他兩只手臂彎上的靜脈都因針頭插入過分頻繁而經常烏青紅腫，但他從來也沒有過半句怨言。王國祥承受痛苦的耐力驚人，當他喊痛的時候，那必然是痛苦已經不是一般人所能負荷的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國祥那般能隱忍的病人，他這種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於他超強的自尊心，不願別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狽。而且他跟我都了解到這是一場艱巨無比的奮鬥，需要我們兩個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來支撐。我們絕對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膽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誡：要挺住，松懈不得。

　　事實上，只要王國祥的身體狀況許可，我們也盡量設法苦中作樂。國祥輸完血後，精神體力馬上便恢復了許多，臉上又浮現了紅光，雖然明知這只是人為的暫時安康，我們也要趁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開車回家經過蒙特利公園時我們便會到平日喜愛的飯館去大吃一餐，大概在醫院裡磨了一天，要補償起來，胃口特別好。我們常去“北海魚邨”，因為這家廣東館港味十足，一道“避風塘炒蟹”非常地道。吃了飯便去租錄影帶回去看，我一生中從來沒看過那麼多大陸港台的“連續劇”，幾十集的《紅樓夢》、《滿清十三皇》、《嚴鳳英》，隨著那些東拉西扯的故事，一個晚上很容易打發過去。當然王國祥也很關心世界大勢，那一陣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土崩瓦解，我們天天看電視，看到德國人爬到東柏林牆上喝香檳慶祝，王國祥跟我都拍手喝起彩來，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貧血”真的給忘得精光。


　　王國祥直到八八年才在艾爾蒙特( Elmonte )買了一幢小樓房，屋後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進去不到一年，花園還來不及打點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對醬色皮蛋缸，上面有姜黃色二龍捻珠的浮雕，這對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國祥買回來，用電鑽鑽了洞，准備作花缸用。有一個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別好，我便車了他去花圃看花，我們發覺原來加州也有桂花，登時如獲至寶，買了兩棵回去移植到那對皮蛋缸中。從此，那兩棵桂花，便成了國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時，也沒有忘記常到後院去澆花。

　　王國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雖然他不肯露聲色，但他獨處時內心的沉重與恐懼，我深能體會，因為當我一個人靜下來時，我自己的心情便開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問過他的主治醫生，醫生告訴我，國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貧血”，經過二十多年，雖然一度緩解，已經達到末期。他用“End stage”這個聽來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沒有再說下去，我不想聽也不願意他再往下說。然而一個令人不寒而栗的問題卻像潮水般經常在我腦海裡翻來滾去：這次王國祥的病，萬一恢復不了，怎麼辦?事實上國祥的病情常有險狀，以至於一夕數驚。有一晚，我從洛杉磯友人處赴宴回來，竟發覺國祥臥在沙發上已是半昏迷狀態，我趕緊送他上醫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碼開到每小時八十英裡以上，我開車的技術並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鐘的路程，一半時間便趕到了。醫生測量出來，國樣的血糖高到八百 MG／DL，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腦細胞便要受損了。原來他長期服用激素，引發血糖升高，醫院的急診室本來就是一個生死場，凱撒的急診室比普通醫院要大幾倍，裡面的生死掙扎當然就更加劇烈，只看到醫生護士忙成一團，而病人圍困在那一間間用白幌圈成的小隔間裡，卻好像完全被遺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醫生來診視，可是探一下頭，人又不見了。我陪著王國祥進出那間急診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自從王國祥生病後，我便開始到處打聽有關“再生不良性貧血”治療的訊息。我在台灣看病的醫生是長庚醫學院的吳德朗院長，吳院長介紹我認識長庚醫院血液科的主治醫生施麗雲女士。我跟施醫生通信討教並把王國祥的病歷寄給她，與她約好，我去台灣時，登門造訪。同時我又遍查中國大陸中醫治療這種病症的書籍雜志。我在一本醫療雜志上看到上海曙光中醫院血液科主任吳正翔大夫治療過這種病，大陸上稱為“再生障礙性貧血”，簡稱“再障”。同時我又在大陸報上讀到河北省石家莊有一位中醫師治療“再障”有特效方法，並且開了一家專門醫治“再障”的診所。我發覺原來大陸上這種病例並不罕見，大陸中西醫結合治療行之有年，有的病療效還很好。於是我便決定親自往大陸走一趟，也許尋訪到能夠醫治國祥的醫生及藥方。我把想法告訴國祥聽，他說道：“那只好辛苦你了。”王國祥不善言辭，但他講話全部發自內心。他一生最怕麻煩別人，生病求人，實在萬不得已。一九九零年九月，去大陸之前，我先到台灣，去林口長庚醫院拜訪了施麗雲醫師。施醫生告訴我她也正在治療幾個患“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病人，治療方法與美國醫生大同小異。施醫生看了王國祥的病歷沒有多說什麼，我想她那時可能不忍告訴我，國祥的病，恐難治愈。我攜帶了一大盒重重一疊王國樣的病歷飛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復旦大學陸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醫院找到吳正翔大夫。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醫院，規模相當大。吳大夫不厭其詳以中醫觀點向我解說了“再障”的種種病因及治療方法。曙光醫院治療“再障”也是中西醫合療，一面輸血，一面服用中藥，長期調養，主要還是補血調氣。吳大夫與我討論了幾次王國祥的病況，最後開給我一個處方，要我與他經常保持電話聯絡。我聽聞浙江中醫院也有名醫，於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訪一位輩份甚高的老中醫，老醫生的理論更玄了，藥方也比較偏。有親友生重病，才能體會得到“病急亂投醫”這句話的真諦。當時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時，搶救王國祥的生命，對於我重於一切。

　　我飛到北京後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駿教授陪同，坐火車往石家莊去，當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協招待所。那晚在招待所遇見了一位從美國去的工程師，原來也是台灣留美學生，而且是成大畢業。他知道我為了朋友到大陸訪醫特來看我。我正納悶，這樣偏遠地區怎會有美國來客，工程師一見面便告訴了我他的故事：原來他太太年前車禍受傷，一直昏迷不醒，變成了植物人。工程師四處求醫罔效，後來打聽到石家莊有位極負盛名的氣功師，開診所用氣功治療病人。他於是辭去了高薪職位，變賣房財，將太太運到石家莊接受氣功治療。他告訴我每天有四、五位氣功師輪流替他太太灌氣，他講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經能動，有了知覺，他臉上充滿希望。我深為他感動，是多大的愛心與信念，使他破釜沉舟，千裡迢迢把太太護送到偏僻的中國北方去就醫。這些年來我早巳把工程師的名字給忘了，但我卻常常記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終恢復知覺沒有。幾年後我自己經歷了中國氣功的神奇，讓氣功師治療好暈眩症，而且變成了氣功的忠實信徒。當初工程師一番好意，告訴我氣功治病的奧妙，我確曾動過心，想讓王國祥到大陸接受氣功治療。但國祥經常需要輸血，而且又容易感染疾病，實在不宜長途旅行。但這件事我始終耿耿於懷，如果當初國祥嘗試氣功，不知有沒有復原的可能。

　　次晨，我去參觀那家專門治療“再障”的診所，會見了主治大夫。其實那是一間極其簡陋的小醫院，有十幾個住院病人，看樣子都病得不輕。大夫很年輕，講話頗自信，臨走時，我向他買了兩大袋草藥，為了便於攜帶，都磨成細粉。我提著兩大袋辛辣嗆鼻的藥粉，回轉北京。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氣剛人秋，是北京氣候最佳時刻。那是我頭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宮、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對，毫無游興。我的旅館就在王府井附近，離天安門不遠。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門廣場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廣場，竟然一片空曠，除了守衛的解放軍，行人寥寥無幾。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涼風習習的秋夜一般蕭瑟。在大陸四處求醫下來，我的結論是，中國也沒有醫治“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特效藥。王國祥對我這次大陸之行，當然也一定抱有許多期望，我怕又會令他失望了。


　　回到美國後，我與王國祥商量，最後還是決定服用曙光醫院吳正翔大夫開的那張藥方，因為藥性比較平和。石家莊醫生的兩大袋藥粉我也扛了回來，但沒有敢用。而國祥的病，卻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頭一年，他還支撐著去上班，但每天來回需開兩小時車程，終於體力不支，而把休斯的工作停掉。幸虧他買了殘障保險，沒有因病傾家蕩產。第二年，由於服用太多激素，觸發了糖尿病，又因長期缺血，影響到心髒，發生心律不整，逐漸行動也困難起來。

　　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國祥五十五歲生日，我看他那天精神還不錯，便提議到“北海魚邨”，去替他慶生。我們一路上還商談著要點些什麼耍。“北海魚邨”的停車場上到飯館有一道二十多級的石階，國祥扶著欄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來，大概心髒荷負不了，很難受的樣子，我趕忙過去攙扶他，要他坐在石階上休息一會兒，他歇了口氣，站起來還想勉強往上爬，我知道，他不願掃興，我勸阻道：“我們不要在這裡吃飯了，回家去做壽面吃。”我沒有料到，王國祥的病體已經虛弱到舉步維艱了。回到家中，我們煮了兩碗陽春面，度過王國祥最後的一個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聖芭芭拉，國祥送我到門口上車，我在車中反光鏡裡，瞥見他孤立在大門前的身影，他的頭發本來就有少年白，兩年多來，百病相纏，競變得滿頭蕭蕭，在暮色中，分外怵目。開上高速公路後，突然一陣無法抵擋的傷痛，襲擊過來，我將車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盤上，不禁失聲大慟。我哀痛王國祥如此勇敢堅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後仍然被折磨得行銷骨立。而我自己亦盡了所有得力量，去回護他的病體，卻眼看著他的生命亦一點一滴耗盡，終至一籌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勝天，常常逆數而行，然而人力畢竟不敵天命，人生大限，無人能破。


　　夏天暑假，我搬到艾爾蒙特王國祥家去住，因為隨時會發生危險。八月十三日黃昏，我從超市買東西回來，發覺國祥呼吸困難，我趕忙打九一一叫了救護車來，用氧氣筒急救，隨即將他扛上救護車揚長鳴笛往醫院駛去。在醫院住了兩天，星期五，國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轉了。他進出醫院多次，這種情況已習以為常，我以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醫院裡陪了他一個下午，聊了些閑話，到晚上八點鐘，他對我說道：“你先回去吃飯吧。”我把一份《世界日報》留給他看，說道：“明天早上我來接你。”那是我們最後一次交談。星期六一早，醫院打電話來通知，王國樣昏迷不醒，送進了加護病房。我趕到醫院，看見國祥身上已插滿了管子。他的主治醫生告訴我，不打算用電擊刺激國樣的心髒了，我點頭同意，使用電擊，病人太受罪。國祥昏迷了兩天，八月十七星期一，我有預感恐怕他熬不過那一天。中午我到醫院餐廳匆匆用了便餐，趕緊回到加護病房守著。顯示器上，國祥的心髒愈跳愈弱，五點鐘，值班醫生進來准備，我一直看著顯示器上國祥心髒的波動，五點二十分，他的心髒終於停止。我執著國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霧那間，天人兩分，死生契闊，在人間，我向王國祥告了永別。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個夏天，我與王國祥同時匆匆趕到建中去上暑假補習班，預備考大學。我們同級不同班，互相並不認識，那天恰巧兩人都遲到，一同搶著上樓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樣，我們開始結識，來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國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順父母，忠於朋友。他完全不懂虛偽，直言直語，我曾笑他說謊話舌頭也會打結。但他講究學問，卻據理力爭，有時不免得罪人，事業上受到阻礙。王國祥有科學天才，物理方面應該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那場大病，腦力受了影響。他在休斯研究人造衛星，很有心得，本來可以更上一層樓，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歲，走得太早。我與王國祥相知數十載，彼此守望相助，患難與共，人生道上的風風雨雨，由於兩人同心協力，總能抵御過去，可是最後與病魔死神一搏，我們全力以赴，卻一敗塗地。

　　我替王國祥料理完後事回轉聖芭芭拉，夏天已過。那年聖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澆灌花草。幾個月沒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黃。由於經常跑洛杉磯，園中缺乏照料，全體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懨懨，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廢園一座。我把國祥的骨灰護送返台，安置在善導寺後，回到美國便著手重建家園。草木跟人一樣，受了傷須得長期調養。我花了一兩年工夫，費盡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後時間多了，我又開始到處收集名茶，愈種愈多，而今園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國祥家那兩缸桂花也搬了回來，因為長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負荷，我便把那兩株桂花移到園中一角，讓它們入土為安。冬去春來，我園中六七十棵茶花競相開發，嬌紅嫩白，熱鬧非凡。我與王國祥從前種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後，已經高攀屋搪，每株盛開起來，都有上百朵。春日負喧，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眼望，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意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著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煉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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